2001年上海APEC会议介绍

全球化的果实确实无法平等分享。泰国商业部长爱迪塞的发言，似乎代表了这样的看法：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尚未占到全球出口总额的0.5％，投资总额不到全球的1％，强有力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过多地获得了全球化的利益，输赢者之间的差距正越来越大，有人认为全球化导致了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更是这样。如果贸易投资自由化只有发达成员受益，APEC将在这一地区失去生命力；如果发展中成员经济长期萧条、市场萎缩，发达成员也很难真正从市场开放中获利。

俄罗斯总统普京旗帜鲜明地表态：在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过程中不应该出现因利益不平等而导致新的危险源。因为，结果会“带来更多的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紧张局势”。

全球化的结果必然是贫富分化的加剧吗？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裴迪格鲁有理有据地阐述了相反观点：全球化是最好的解决贫困的办法，效率与公平可以兼顾的途径是增长。他认为，一些地方贫富差距加大，不是因为全球化本身，恰恰是因为全球化受阻造成的。他以世界银行最近对106个国家贸易、收入的调查表明：全球化的政策已使很多国家受益。另一份权威报告也表明，过去50年全球削减贫困的力度超过了过去500年，而其中全球化的贡献超过17％。澳大利亚国库部和外交贸易部在会议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支持了裴格鲁的观点：新近向世界经济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从开放中取得了丰厚的回报，而尚未加入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却在近期遭受损失。研究表明，在过去的30年中，国际收入不均的现象已经降低，其中坚持自由贸易的APEC成员的降低率是世界整体降低率的两倍。

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成就，都被中国贸促会会长俞晓松作为在全球化中贫国缩与富国差距的事实。他说，差距拉大的事实也存在，但这种状况的改变，需要改善国际经济规则和那些穷国自身经济政策的改革。加拿大PLACER DOME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泰勒呼吁，让全球化造福企业和人民，离不开国际化的规则和完善、透明的地方法律的支持。政府应保证依法行事并开放更多领域，提供更多信息，以及健康、良好的商业环境。企业应该遵守社会规则，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与政府合作，改善环境，让资金、财富流入这些国家。

《领导人宣言》表示，通过上海共识，承诺“为APEC在新世纪的发展确定一个新的政策框架”。这一框架将立足于全球化和新经济带来的变化，并反映拓展了的APEC议程，使其涵盖经济体内部及国际范围的改革和能力建设的必要性。

APEC成员中，既有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美国，也有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最具发展潜力的中国。APEC秘书处执行主任张炎大使指出，APEC之所以能不断向前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是一个拥有不同政治制度、历史和文化背景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成员共处一体的多样性组织，保持着鲜明的论坛性质，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体现了世界走向多极化的潮流。APEC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提供了平等对话和平台，创造着加强合作的机会。改善经济规则可能通过协商实现。

但是，消除不平等绝非易事。除了平等的态度，正在发展的国家还需要世界提供一些更切实的帮助。马来西亚马哈蒂尔总理与韩国总统金大中有同样的体会：发达成员应在技术、投资和技能培训等方面向发展中成员提供帮助，以提高其经济水平。金大中说，正如谚语所谈，与其赠鱼，不如教人织网。在经济合作中，他希望提供方更要照顾接受方的立场。“能力培养”的支援也必须在符合受惠发展中国家实际需要的领域进行。发展中国家与其消极地接受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倒不如怀着利用新技术提高生活质量的信心，积极地响应“能力培养”的支援。

泰国商业部长爱迪塞的意见则更实际：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债务负担多、供应匮乏、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危机”。发达国家若真想帮助发展中国家，就要减免他们的债务。对于这些需求，被认为在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约翰.史密斯在CEO峰会上演讲的题目就是《全球经济中企业的责任》。他说，全球企业都有责任提高投资所在地的收入水平、改善当地就业情况、教育程度、提高生活水平和创造税收等。企业要有一种兼有获利标准和社会责任的价值观。在追求发展扩张的过程中，不能只重视短期利益，还要关注长期效果。

三井物产株式会会长上岛重二说，金融危机使我们再次意识到亚洲经济相互依存的深度，能否有效抵抗危机取决于能不能加强合作。每个国家都有强项，大家应当取长补短。分享增长首先要共同创造增长，这样才能确保公平与效率双赢。

美国惠普公司董事长卡利.费奥里娜说，让全球人民从新经济中受益，是企业的使命。许多跨国公司都表示乐于承担企业的责任。

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在会议期间就已经行动表示对这个观点的赞同，他宣布要在中国实施一项历时两年的“工程师2000”高级软件人才培训计划。“正如市场开放一样，能力建设是保证APEC平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领导人宣言》表达了这一共识：经济全球化不应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应是有目的、有引导的协调、合作的过程。合理的全球化进程应该由“市场开放”、“能力建设”和“广泛参与”三个方面组成，缺一不可。其中，市场开放意味着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能力建设包括法律制度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广泛参与则要求政府、企业和公众对全球化进程的共同参与和共同受益。他强调，“要让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都在全球化中受益，全球化应该造福全球人”。广泛的参与，不仅指为本地区的共同发展作出努力，更要积极投入到全球经济。